近日，“一人犯罪影响子女亲属考公”等上热搜，对于其是不是合理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罗翔教授认为，惩罚的根据应该以报应为主，功利为辅。只有当人实施犯罪，才能施以刑罚。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，都不能突破“无罪不罚”这个最基本的底线。
此外，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，就影响其子女、亲属参军、考公、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，应予以彻底摒弃，否则会对受影响人员极不公平。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，其子女、被扶养人、受其影响的人等就一定会有犯罪倾向、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。
据澎湃新闻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，要“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”。对罪犯的近亲属考公搞一刀切的限制(作为某种“玻璃天花板”)，可能构成对于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。这不是什么提升了“法律震慑力”，相反可能扩大了社会对立面。
无论如何，作为影响到千万家庭切身发展的一项考公限制，“一人犯罪，影响三代”的政策需要讲讲明白，防止被误读、被误用。
据光明网，目前看来，反对取消限制的声音要远大于赞成的声音，一方面体现了一种民意，符合社会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朴素价值观，另一方面也在于限制措施的确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治理成本。例如，很多人认为，在“祸不及子女”的同时也要考虑到“惠不及子女”，特别是那些民愤极大的贪污腐败案中，罪犯在被抓捕审判前，相关不法行径已经实施多年，其子女和亲属也受益于此，这期间攫取到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，他们摆脱“原罪”与普通人同台竞争就是一种不公平，更何况公务员个体本身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力，在偏袒亲情和公正行使权力面前，人性将面临巨大考验。这种考量是有一些道理的，法律的实践不能仅仅从个人主义出发，也需要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，但对为何不能报考公务员等岗位，理由还是不够充分，毕竟我们坚信，用法律和制度让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，始终是社会前进的方向。
此外，也有人从犯罪预防学的角度出发，认为在犯罪预备阶段乃至实施犯罪之前，考虑到自己行为对子女可能产生的影响，都会使其有所顾忌包括可能中止犯罪，是一种较为经济的预防犯罪手段。现实生活中，这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，我们经常能看到在普法节目中，涉嫌犯罪的相关人员在镜头前哭诉，除了对自身行为的悔过外，还有对子女的愧疚。当然，这种解释也值得商榷，虽然限制对很多潜在犯罪行为进行了震慑，但根据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，属于超出法律之外的惩罚。特别是遇到一些极端案例，比如自身就是受害者以及出于义愤动机犯罪等，都需要考虑到相关规定和限制的灵活适用。事实上，委员的建议也并非媒体报道的“一刀切”，例如对考生或被政审人的政治表现以本人现实表现为主，并注重以实证证据予以证明。
(中国小康网综合澎湃新闻、光明网、中国新闻周刊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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